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遵义会议无疑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

   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针对前四次“围剿”失利，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军队，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的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仍有8万之众，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中武装也具有一定规模，如果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灵活运用战术，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经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以博古和李德为首的“左”倾错误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节节失利，终于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10月，开始了战略性转移——长征。

   12月，面对持续错误造成的失利，红军内部经过激励争论，放弃北上计划，转而向西进入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此时，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从五次反“围剿”的得失中逐渐觉悟，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日渐不满，尤其是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普片意识到有必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以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及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和在长征前期的逃跑主义错误。

   遵义会议的另一重大决定，就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由于战争形式的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是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